塞罕坝机械林场退休职工陈彦娴这张照片是1964年拍的，最上面那排最左边的那个人就是我。那年我19岁，在承德二中上高三。快要毕业的时候，我们宿舍的六个好姐妹经常在一起谈理想，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心愿：要是能像新中国第一位女拖拉机手梁军那样，开着拖拉机驰骋在原野上，为祖国建设贡献一份力量，那该有多好啊！我家的邻居刘文仕是塞罕坝机械林场第一任场长。

我们听说那里正在开展大规模机械化造林，姐妹们都让我找一找他，于是我鼓起了勇气给刘场长写了一封信。信发出不到一个月，就收到了林场的回信，说欢迎我们去工作。

就这样，我们放弃了高考，选择了塞罕坝。1964年8月23日，学校给我们开了欢送会。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，迈出了通往理想的第一步！承德到塞罕坝有两百多公里，我们坐汽车颠簸了两天两夜才赶到林场。记得我们吃的第一顿饭，是黑莜面饼和炒蘑菇，这可是当时林场招待客人最好的饭菜了，可我们都觉得有一股怪味，根本咽不下去。

那时，人们喝的是雪水、雨水、沟塘子里的水，吃的是黑莜面窝头、土豆和咸菜。偶尔能吃顿黑馒头，就算是改善生活了。住的条件更是艰苦，房子不够住，大家就住在仓库里、马棚里、窝棚里、泥草房里。

夏天外面下大雨屋里就下小雨，外面雨停了屋里还在滴水，环境阴暗潮湿，被褥常年都是潮乎乎的。最难熬的还是冬天，嗷嗷叫的白毛风，吹到人身上刺骨地疼，一刮起来对面根本就看不到人，呼吸都很困难。最冷的时候有零下四十多度，人们的脸上、鼻子、耳朵、手和脚上都长了冻疮。

我们睡在只铺了一层莜麦秸秆的土炕上，睡觉时都要穿着棉袄棉裤戴着棉帽子，早上起来眉毛、帽子、被子上都是一层厚厚的霜。到林场熟悉了一段时间的环境之后，领导并没有安排我们去学开拖拉机，而是让我们去苗圃学习育苗，我们很失望。

领导耐心地给我们讲，育苗也很重要，做好这项工作也很了不起。育苗确实不是个容易干的活儿，整地、做床、催芽、播种，每项工作程序都有严格的技术要求。为了掌握好播种时盖土的厚度和压实度，我们拿着滚桶和刮板一遍又一遍地练，手磨出了血泡，手臂肿得抬不起来，可我们还是不停地练，直到达到技术要求为止。苗圃育苗使用的是有机肥，都是用牛车拉大粪。

夏天在厕所里掏大粪对我们来说是最难的。成群的苍蝇嗡嗡地扑过来，往身上脸上乱撞，我们拿着粪勺把大粪掏进桶里，再将桶提到牛车上拉到粪场。一天下来弄得满身都是大粪，收工后也只能在河边洗洗手，刷刷鞋，根本没有地方去洗澡。

那年冬天，我们到马蹄坑作业区清理残木。山上的风特别大，男同志跪在雪地里采伐残木，女同志负责拖坡，就是把残木用大麻绳捆好，然后拖到山下。

由于积雪太深根本没有路，拖起来十分吃力，使出浑身力气才能缓慢地向前挪动，但大家都比着劲儿地干，你拖得多，我比你拖得还多，汗水把棉袄湿透了，棉衣又结成了冰甲，走起路来，全身哗哗地响。工作一整天下来，肩膀被大麻绳子磨得血红，厚厚的棉袄也都被磨破了。晚上回到营林区，我们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匆忙吃口饭，赶紧把棉衣补好倒头就睡。就这样，一干就是一个多月，我们累得就像脱了一层皮，等回到总场场部时，大家都已认不出我们了。

但是，让我们骄傲的是，我们创下了女同志上山参加采伐作业的历史，男同志能做到的，我们女同志也做到了！有一年春节前，就在大家高高兴兴准备回家过年的时候，突然下了一场大雪，积雪有一米多深。总场派了一辆大卡车送我们下坝，又派了一辆拖拉机推雪开道。可是，拖拉机在前面刚推出了路，后面的路又马上被狂风卷起的大雪给埋上了，走走停停，走了整整一天才挪出了4公里。

天渐渐黑了，风雪也越来越大，拖拉机掉进了雪坑里，汽车也抛锚了，我们只好一个拉着一个的手，摸着黑又走回到林场。那一年的春节，我们是在坝上过的。没有电灯，没有电话，没有鞭炮，也没有饺子，只有对家乡、对亲人浓浓的思念。

这些年，林场常请我去给新职工做报告，讲我们当年创业的故事。总有年轻人问我，陈阿姨，当年你们就真不觉得苦和累吗？说真的，那时候的人们思想很单纯，没有想什么苦啊累啊的，只是想怎么把党交给的工作干好。

还有一年冬天，一个职工家属抱着不满周岁的儿子回围场娘家探亲。回林场时，她坐在一辆卡车的车厢里，天气寒冷，怕把孩子冻坏了，她就用手使劲地搂着裹在被子里的孩子，天越冷她搂得越紧，等到了林场下车时，孩子的父亲高兴地打开被子一看，才发现，不满周岁的孩子竟被活活地闷死在妈妈的怀里！后来，这位年轻的父亲把孩子埋在了他亲手造林的山坡上。

每当他走过那片山坡，看到小树一天天长高，就像是看到自己的孩子也在一天天地长大。50多年过去了，当年的小树都已经长成了大树，当年的茫茫荒原已经变成百万亩林海，我们所有吃过的苦、受过的累、流过的汗水和泪水，都变成了快乐、骄傲和自豪！如果我能重新回到19岁，重新选择一次，我还是会毫不犹豫地告诉大家选择塞罕坝，我无怨无悔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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